调查性报道要研究真问题

巴尔扎克说，生活的智慧大概就在于遇事问个为什么。话虽简短，分量并不轻，越回味越有嚼头。换而言之，记者的职业天性是质疑，问题便是最好的老师，调研更像做不完的功课。

调查研究是记者的看家本领。新闻界老前辈穆青指出，“离开了调查研究，我们的新闻就会失去光彩，就没有了生命力，指导性、思想性、战斗性也会丧失”。

问题是调研的前提，真实是新闻的生命。以舆论监督、突发性事件和重大社会议题为主要题材的调查性报道，因旨在挖掘新闻事实背后的真相、揭示复杂隐蔽的内在关系，更能彰显新闻价值、媒体责任和记者使命。

在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的新形势下，坚持问题导向，注重调研实效，提升专业水准，拓展报道空间，破除调查性报道“选题难”“要求高”“易流产”“不解渴”等困局，对于加强传统主流媒体传播力、公信力和影响力至关重要。

相较于日常新闻报道，调查性报道更强调问题意识，围绕当前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做文章。如何从纷繁复杂的问题中发掘选题，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正如因报道“水门事件”而名声大噪的调查记者伍德沃德所言，“做新闻的主要困境在于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”。

一些年轻记者常为选题所困：有的人天马行空又无从下手，有的人信手拈来但缺乏价值，有的人惊曝猛料却信源存疑，还有的人偶然觅中一个选题，细究却发现已有报道，再写又难有新意。

现实生活中并不缺少选题线索，缺少的是发掘真相的问题意识和调研能力。

调研本身就是面向问题的，既要“带着问题下去”调查，又要“带着问题回来”研究。这个提炼选题的过程犹如剥洋葱，要剥掉层层干碎的表皮，直到露出新鲜光亮的“内核”。

通过学习发现问题，将知识点变成新闻眼。这样既有知识点，避免报道浅尝辄止，问题研究不深不透；又有兴趣点，了解读者关注什么、需要什么，而不仅仅是记者知道什么，想说什么。

另外，根据媒体报道追踪选题线索，提炼富有报道价值的好选题——选择全新的视角，追问更深的问题，提供增量的信息，使调研报道更具厚度与深度。

好问题自然引人入胜，有时甚至比答案还重要。建立问题意识源于独立思考，坚持问题导向需要担当精神。唯有如此，记者才能练就敢于正视问题，善于分析问题，最终解决问题的“真功夫”。

记得2013年6月，笔者采访全国唯一的“高考专列”，从这个公益性运输典型案例中，挖掘出铁路政企分开后如何推进改革的真问题。

当年，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撤销铁道部，铁路客货运输市场化改革提速。这趟已在大兴安岭林区开行11年的高考专列，每年高考期间往返共270公里，运送近千名考生高考。为此，铁路部门已累计亏损40多万元。

此时，深陷经营困境的原哈尔滨铁路局，全年政策性亏损高达百亿元。他们私下里抱怨亏损严重的支线客车屡遭各方抵制“停不起”，表面上仍邀请媒体高光宣传“高考专列”的社会效益，难免有些“赔本赚吆喝”的味道。

一位铁路人士向记者反映，与哈铁当年百亿亏损相比，即使把“高考专列”“插秧专列”的亏损都算到一起，连续十几年还不到1000万元，如此“小题大作”或有逃避行业经营性亏损责任之嫌。

为了追踪公益性运输亏损的真相，笔者针对如何厘清公益性运输的边界、各类公益性运输亏损该由谁来埋单、怎样建立相应的财政补贴机制等问题，采写了《“高考专列”亏损该谁埋单》的调研报道，一时间引起各方热议和思考。

时隔多年，这趟“高考专列”仍在开行，虽然考生逐年减少，但宣传报道阵势依旧。记者偶然看到它的“最新成就”报道时，如同撞上一个巨大的问号：相比每年运送一千名考生及家长，运送一千份考卷是否更加温情而有效率？！

剔除那些似是而非的理由，这又何尝不是一份考卷呢。

调查性报道的深度，取决于记者的思想深度及专业程度。

现代科技日新月异，社会生活瞬息万变，大数据、云计算、区块链、元宇宙和碳中和等新技术、新概念层出不穷，对记者的知识结构提出挑战，一味追求全知型记者或已无可能。

记者需要长期跟踪一个或几个领域，才能成为厚积薄发的专业性人才。随着认知水平的提升，记者关注问题的类型、层次和维度也会发生变化。

一位名记者说过，“新闻业充满了自我膨胀的人，但你必须花一切代价避免自我膨胀。”这种观点或许有失偏颇，却值得媒体同行警醒，真正领悟自身也是问题的一部分，避免沾染“闻功则喜”、起哄自嗨的陋习。

记者要有“自以为非”的自知之明，多在“专”和“新”上下功夫，避免由于认知模糊不清，生搬硬套概念来解释专业问题，掩盖专业性不足的报道缺陷。

例如在经济调研报道中，有的记者喜欢用诗意化的语言概括复杂的经济现象，譬如描写企业打赢反垄断官司或克服产业升级困难时，引用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诗句，或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抒怀就给打发了，既说不清贸易规则背后的逻辑冲突、价值冲突和利益冲突，也道不明产业转型升级“路径依赖”与“低端锁定”之间的逻辑关系，自然也不会被专业人士所认可。

而在舆论监督报道中，容易给个别高价格的产品或服务，贴上“天价”标签后穷追猛打。殊不知，市场竞争发现价格，价格是调节市场的信号。在非特殊管制时期或垄断条件下，只要不存在强行买卖或恶意欺诈，不要随便给人家扣上“天价”之类的大帽子。

如果媒体总是用道德的大棒，抨击形成价格的市场机制，而不是从品牌溢价、供需变化、市场竞争等角度分析问题，就会压缩正常讨论的空间。

有些报道在解决问题的建议导向上，喜欢呼吁行政政策出台，而不是完善法治环境建设，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上，因迷信行政权力往往开错了药方。

还有医保药品谈判的报道中，经常会出现“灵魂砍价”等过度褒奖之词，忽视商业谈判互利互惠的基本原则，这都不是客观平实的报道语言。

新闻报道有时难以抵达真相，还在于无法打开采访对象心扉说真话。比如，由于采访问题过于简单，导致对方没有深入交流欲望；交流缺乏同理心，难以获得对方的信任；喜欢断章取义，歪曲采访对象的真实意图。

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，要求记者具备一定的法治思维、科技知识和人文素养等，对报道选题形成专业认知和判断。比如，个别地方政府不用法治的思维办事，打着“亩均税收”“有机更新”之类的口号，侵犯企业合法权益。记者在采访中应分辨是非，从法治角度出发，理性分析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。

有的媒体记者，由于长期不做调查性报道，逐渐丢了看家本领，难免心虚发慌，重新捡起来手生了、笔钝了，只能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，做些不痛不痒的报道；有的记者则习惯引用专家观点，滥用所谓“借嘴说话”的“技巧”，以掩饰采访不扎实、内容缺乏干货硬料的不足；还有的记者错把幼稚当简单，遇到问题不知所措，索性不碰这类报道了。

“我们的个别员工做事凭惯性，看到负面消息第一时间就想着去处理掉消息，而不是把事情讨论清楚，这非常不好。”这封网易CEO丁磊的道歉信，终于平息了与自媒体公众号“鱼眼观察”的舆论争议。

日前，丁磊以政协委员身份提交一份关于“统一智能电子设备充电器标准端口”的提案，引起“鱼眼观察”的公开批评质疑。网易方面通过微信平台投诉其侵权，还发出一份措辞强硬的法律函要求删稿和道歉，引发双方争议。

对于这种难容异见的现象，围观的网友早已司空见惯。高管因其言论或行为引发舆情，很多公司的反应大同小异：首先将质疑文章定义为负面消息，不是组织公关灌水删稿，就是发出律师函相威胁。

一些大企业虽对主流媒体有几分忌惮，总是以繁杂的流程为由，对媒体采访设置重重障碍。有位年轻记者采访一家上市公司，对方要求说报道意图，再让记者列出采访提纲，删除几条“敏感”问题后，还再三要求不能超出采访提纲。

记者还没开始采访，先被对方“采访”个底朝天，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。

相比企业来说，有的地方政府和权力部门，面对质疑或批评时的反应更为激烈。一些地方在突发事件中，一旦发现调查记者进入所辖地区，便先礼后兵，用遍各种招式向记者赠送贵重的礼品，试图留下记者收礼的把柄，被拒绝后又使出各种手段暗中阻挠采访。

记者采访结束后，当地还会疏通层层关系，请求媒体领导把报道摁住，或者稿件播发后，要求删除新媒体版本，降低网络传播力。

笔者曾当面批评一位省级外宣部门负责人，在突发事件现场使用通信技术手段屏蔽记者手机信号，限制记者手机拔打北京的区号。尽管当时手里没有实锤的技术证据，对方亦对“妨碍公民通信自由”“侵害新华社记者耳目喉舌职能”的指控狡辩一番，可现场记者的手机却很快恢复正常了。

令人不解的是，即使客观中性的正常报道，也令一些地方官员犹如惊弓之鸟。记者完成采访工作后，受访部门要求提前审阅稿件，并随意删除稍有些问题导向的语句，大段地补充宣传地方政绩的内容，跟记者反复“打太极”。

有一位县委宣传部门负责人私下说，除了对县委书记的正面报道外，其他报道都属于负面报道。这句话虽然说得极端，可见怕跟媒体打交道惹麻烦的成见之深。

何谓正面报道，何谓负面报道？界定的尺度在哪里，由谁来定义呢？各地纪委网站上，几乎每天都在发布干部被调查的信息，对那些干部来说当然是负面的，但从反腐倡廉和公共利益角度来看，公布这些信息必然有其正面效果。

如前所述，调查报道的逻辑与之完全相通。如果一篇报道触动了某些地方或某些人的利益，但站在贯彻落实中央大政方针的高度、有利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角度，推动了实际工作和问题的解决，产生了正面积极的效果，谁又能说这是负面报道呢？因此，报道是正面还是负面，不能简单取决于报道对象的感受和利益，应该用社会效果来界定。传统主流媒体不能甘于陷入这种非黑即白的话语陷阱，更要避免被这种包装成“大帽子”的“伪命题”牵着鼻子走。

“成绩不说跑不了，问题不说不得了。”记者带着问题意识挖掘真相的报道，并不是要跟谁过不去，更不是故意找茬、挑刺和抹黑。对调查性报道尤其舆论监督，随意贴上“负面报道”的标签，动辄处理提出问题的人，甚至发生跨省抓捕记者的违法行为……个别地方和部门领导的错误认知和惯性做法，不仅危害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正常开展，也压缩了媒体的报道空间，更不利于问题的解决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。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直面社会丑恶现象，激浊扬清、针砭时弊”。这为做好新时代主流媒体舆论监督报道提供了根本遵循和依据。

调查性报道一直是主流媒体的核心能力和竞争利器，也是衡量一个记者业务能力的重要标志。若因自我身份认知上存有偏差，长期在热点事件或重大事件中失语缺位，就会丧失主流价值，逐渐被边缘化。

当下的舆论场，新兴媒体的传播优势显著，浅阅读、碎片化和泛娱乐的阅读习惯渐成主流。网络社交媒体上的热点事件，更容易形成巨大的影响力，当事人或官方一条长微博或公众号文章，就可能引发社会舆论关注。

近年来，在一些热点或重大事件中，主流媒体失语失声的现象时有发生。舆论监督功能蜕化，导致对“房间里的大象”视而不见，甚至不敢触碰相关选题。西安疫情期间，发生孕妇因被医院拒收而流产的悲剧，主流媒体就缺少像样的调查性报道。

现在很多主流媒体，都在推动传播方式和渠道创新，但如果从业者思想依旧老化，即便从纸媒转移到新媒体，内容上也不会有本质的改变，很难吸引年轻受众，难言再有主流影响力。

一些法治报道中调查味道不足，看似情节丰富、过程曲折的报道，细究则发现信源过于单一，记者大量援引公安机关的办案资料或法院的判决书。亦有记者随行各级督察组、督导组明查暗访，报道更像是受权发布而非舆论监督。

调查性报道的主体是媒体记者，通过独立采访调研发现问题，追寻事实背后的真相，最终以独家报道的方式呈现出来。如果只是跟着有关部门后面打打“死老虎”，没有进行扎实的调查，如何称得上是调查报道呢？难怪有同行调侃，如果记者专挑“死老虎”，永远也成不了“真武松”。

一段时间以来，带有“无名氏”特征的调查报道模式流行，即故意隐去人物、地点等核心要素，区域或行业全部以“某”字代替。这种调查报道现象化，虽可缓冲地方政府或部门的干扰，却因新闻要素不完整，只是“找到板子看不见屁股”，也会带来个别记者拼凑报道事实的道德风险。

尽管这样欠专业性的操作实属无奈之举，但也可见调查报道空间之逼仄。相比那些面对假丑恶现象而无动于衷的媒体人，我们仍然要向这样的媒体和记者致敬，毕竟他们一直在坚持和努力。

调查报道有时弄错一个数据，被监督对象就可能找上门来，追究记者报道失实责任。做调查性报道往往费力不讨好，很容易自缚手脚、自我设限。有时发现一个调查线索，却止步于选题策划阶段，调查性报道的习惯性“流产”，难免会带来调查记者的职业倦怠，甚至产生孤独的挫败感。

坚持做调查报道的记者，应该得到支持和激励。近年来，新华社加大舆论监督报道力度，新华每日电讯、经济参考报和半月谈等社办报刊，都坚持做调查性报道，涌现出一批年富力强、经验丰富的调查记者，推出了一批激浊扬清、匡扶正义的舆论监督报道，如经济参考报首席记者王文志采写的《青海“隐形首富”：祁连山非法采煤获利百亿至今未停》《多年拆违岿然不动 数千栋“坚挺别墅”野蛮侵蚀济南泉域保护区》、新华社福建分社郑良采写的《大建豪华墓活人墓陋习难改——福建墓葬乱象调查》、新华社重庆分社记者韩振、何宗渝、刘博伟采写的《昼伏夜出、派人盯梢、地下交易……长江禁渔数年，“猫鼠游戏”仍上演》等调查性报道，都得到了中央高层重视，推动了问题解决。

新华每日电讯特稿部主任刘荒